海外疫情現狀

 當地時間27日，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日內瓦表示，截至日內瓦時間27日早晨6點， 中國境外共有44個國家出現總計3474 例新冠肺炎病例，54例死亡，巴西、格魯吉亞、希臘、北馬其頓、挪威、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共7個國家首次上報了新冠肺炎病例。譚德塞表示，目前正處于決定性時刻，25日、26日連續兩天中國境外上報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數均超過中國新增病例數，伊朗、意大利、韓國的新冠肺炎疫情較為嚴重。

新冠病毒疫情下海外投資活動重點關注風險解析

 受疫情影響，我國外經企業海外投資與經營活動相關風險提高，主要涉及政策、經濟、社區、勞務和法律風險五個方面。

(一) 政策風險

1. 病毒疫情政策風險主要表現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海外投資活動的政策風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針對人員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即項目管理人員或勞務人員受境內隔離或出入境管制影響，延遲或無法抵達項目所在國從事勞務或者經營管理活動(詳見勞務風險);二是針對項目設備或原材料進口的貨物貿易控制，包括港口清關管控、檢驗檢疫要求和強制物品征收或除害等，導致項目設備和原材料延遲入關，給已經處于建設期的項目執行或生產經營帶來風險。

2. 病毒疫情政策風險特點

本次疫情下政策風險有以下三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短期內，各國限制性和封鎖政策呈逐步收緊趨勢。在中國強有力的控制措施下，新冠病毒的快速蔓延給其他國家敲響了警鐘。美國、新加坡、意大利等相繼宣布國家緊急事態，新加坡當局于2月7日將該國疫情警報從二級“黃色”調至三級“橙色”。預計隨著疫情得到逐步控制，WHO解除PHEIC認定后，各國出臺的臨時性限制政策措施將呈現放松趨勢。

二是各國政策措施對項目的直接影響可能相對隱蔽。目前疫情已波及全球，各國政府、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可能出于對公共安全的擔憂，通過檢驗檢疫、停工排查、限制中國企業參與特定項目等隱性手段干預或征收中國企業投資項目。企業應密切關注東道國頒布的相應法律、條例和行政措施等相關政策法規。

三是從長期來看，本次疫情沖擊可能促使當前單邊主義和“去全球化”政策支持者借機發揮，形成長遠的負面影響。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的達成和英國“軟脫歐”的初步實現，使得2020年初暫時呈現全球化一片向好的態勢。然而，疫情的發生已經對這種正面作用大幅抵消。截至2月9日，國家移民管理局發布全球已經有127個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出入境管制措施，主要涉及航班調整或取消、口岸及港口管理、簽證服務暫停等。政策導致的人員交流減少代表著以服務貿易驅動的高水平全球化模式受到影響。疫情帶來的東道國政策壓力將使中國外經企業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努力受到弱化，如果外國投資者形成對疫情等流行病的經常性預期，將提高項目建設和運營期風險成本，挑戰我國海外企業應對政策變動和運營策略調整的能力。若海外投資項目面臨長期政策不確定風險和供給沖擊，可能反過來減緩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布局的進度，不利于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程。

(二) 經濟風險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短期內，我國外經貿活動受到較大沖擊，經濟第一季度面臨下行壓力。瑞銀集團和高盛集團分別下調中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預測至3.8%和4%。據2020年WEF《全球風險報告》，短期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來自于經濟停滯、投資下降、貿易沖突和債務。由疫情造成的中國經濟停滯，全球產業鏈中與中國相關的上下游均受到影響，2020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見下圖)。

數據來源：IMF，2018-2019年世界經濟展望

從長期來看，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短期沖擊影響國內外經濟不確定性的程度，取決于世界各國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根據麥肯錫的中國研究報告，從技術、貿易和資本的角度，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已高達1.2.而同期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為0.6.作為世界經濟的中堅力量，相比疫情的蔓延和升級，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貢獻的突然缺位或許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多的長期不確定性。

1. 宏觀經濟風險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進口國和最大出口國，本輪疫情不僅對中國國內經濟產生影響，也必將對世界經濟和全球產業鏈布局產生沖擊，各國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增加。

作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基地，中國已擁有全球最齊全的制造產業鏈集群，中國制造業已經深入到全球價值鏈體系。隨著我國產品在全球產業鏈的各環節滲透，區域間的經貿合作和相互依存關系不斷加深，形成了復雜的全球商品制造和交易網絡。在此全球化網絡中，當前疫情控制帶來的我國大量企業停工減產、工廠復工延遲，短期內生產活動停滯，將快速延伸到全球貿易和生產分工的其他鏈條和環節，直接和間接影響諸多國家相關產業和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需要企業密切關注項目所在國宏觀經濟波動。

從全球產業鏈來看，我國在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中間環節，位于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中上游的關鍵位置。受此次疫情影響，跨國企業巨頭或許紛紛調整從品牌、中間品分包到產品銷售渠道的全球組織結構和供應鏈布局，這可能使以中間品生產和加工方式嵌入全球生產鏈的中國制造業陷入困境。疫情的影響將沿著國內生產分工體系向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生產鏈擴散，美國、印度、日本、韓國等全球生產聯系網絡中的重要國家將受到較大沖擊。

由于近年來我國企業已經將部分產能和供應鏈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企業在防范和化解疫情引發的局部經濟波動的同時，應順應全球供應鏈調整適時改變投資戰略，優化全球范圍內要素資源配置格局。這對我國外經企業進一步融入全球價值鏈，改變關鍵產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下處于被動依附地位，既是風險，也是機遇。

2. 通貨膨脹及匯率風險

作為全球主要消費市場，中國此次控制疫情各項措施使境內和海外消費受到明顯沖擊，進而引發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0年1月CPI同比上漲5.4%，環比上漲1.4%。中國大宗商品指數(CBMI)較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達到102.9%，連升至近十個月以來最高。受第一季度通脹壓力的影響，外經企業應警惕通脹攀升的風險，在項目可行性評估過程中，充分考慮通脹對項目經濟收益的影響。

從利率和匯率層面來看，為減輕經濟運行壓力，央行逆回購操作釋放流動性使隔夜、7天和3個月SHIBOR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國債利率也呈下行趨勢。根據利率平價，國內利率下降將引發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市場上可能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企業應注意避免外幣匯兌損失，適當對沖外幣匯率風險敞口，防范匯率波動風險。

3. 融資風險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引發的經濟下行壓力傳導至銀行體系，將給銀行信貸需求和資產質量等帶來負面影響，銀行系統面臨的不確定性陡增。一方面，受中美經貿摩擦等內外部不利環境影響，2019年中國經濟處于結構調整期，全年經濟增速6.1%，為近三十年最低，銀行體系也因此出現大量貸款違約，銀行體系韌性面臨嚴峻考驗。根據壓力測試，標普集團預計疫情的持續發展可能導致今年我國銀行系統壞賬率高達6.3%，新增約8000億美元不良資產賬面價值。另一方面，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我國經濟供需兩端均受到嚴重沖擊。其中，中小企業受疫情影響最大，眾多中小企業面臨巨大沉沒成本壓力，庫存積壓、資金緊張等經營困難將另其經營性貸款壓力增大甚至出現違約，本地銀行不良資產壓力可能增加。據銀保監會表示，本次疫情將使小微型企業不良率有所上升，但整體對金融市場造成的影響可控。

銀行體系的資金壓力可能傳導至中國企業海外投融資業務，影響海外投資項目的融資空間和融資成本。目前，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密切配合各地政府對抗疫情，集中保障疫情防控重點企業的融資需求。鑒于當前我國銀行業缺乏充足的資本支持大幅信貸擴張，相應針對企業海外融資的資金空間可能受限。在央行釋放流動性的背景下，不少國內商業銀行通過降低貸款利率、結轉債務和免除相應費用等救助困境企業，國內貸款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可能進而將利潤壓力轉移至海外貸款。對此，海外投資企業應做好融資預案和融資風險評估，應用多元化投融資工具，以免資金成本上升和融資鏈斷裂影響企業海外項目進展。

(三) 社區風險

隨著全球多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例，恐懼加劇了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但是，多國政府呼吁本國國民停止與疫情相關的反華仇外情緒。比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呼吁國民停止因武漢肺炎煽動反華仇外情緒;印尼信息與通訊部長佐尼·帕拉德嚴厲打擊任何散播武漢肺炎的虛假新聞，及時控制民間反華情緒;德國聯邦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協會主席舒曼表示對我國防疫舉措的肯定，并對我國給予支持。雖然部分國家政府在控制反華情緒上作出努力，但仍應警惕借疫情釋放反華情緒和種族歧視的行為，對海外投資項目管理人員或勞務人員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

(四) 勞務風險

截至2月12日，已有131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籍人員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措施，這些管制措施可能導致部分境外項目人員無法順利通關入境，給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帶來一定程度的勞務風險，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

入境限制。多數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籍人員采取的入境限制主要包括隔離14天，禁止入境，拒絕登機等。這些措施均會對在建項目和新開發項目產生一定的影響，對于建設中項目而言，部分中方管理人員或勞務人員回國過春節，入境限制使其無法返回項目所在國，影響項目的實施進度或者工廠經營管理;對于新開發項目而言，入境限制會影響相關人員對海外項目現場考察或投標、談判。

人員簽證受限。目前，已有6個國家采取限制簽證措施。如捷克暫停開放中國簽證中心至16日，關閉武漢簽證中心;印尼暫停對中國大陸公民和入境印尼前14天內到過中國大陸的外籍人士的落地簽和免簽政策以及暫停發放相關訪問簽證和居留簽證;美國自2月3日起暫停所有赴美簽證服務，重啟日暫無規定;德國自2月3日起暫停所有簽證，預計17日重新開放;俄羅斯關閉在遠東地區的中俄邊境，并限制對中國公民簽發簽證等。

勞工政策限制。目前尚未有國家和地區出臺勞工政策限制。但是綠地投資中設廠等海外投資活動，需要大量勞務人員到場，不排除東道國政府出于對疫情的擔憂，臨時出臺縮減勞工配額等勞工政策。

國際各方對中國籍人員采取的不同程度的入境措施，其所帶來勞務風險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在根本上取決于我們自身對本次疫情的應對及效果。基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及時性和力度明顯強于2003年非典時期，疫情大概率會在3-5月結束(樂觀估計)，入境管制限制帶來的勞務風險會有所降低，但仍應警惕疫情持續時間超出預期的可能性，入境管制措施持續時間較長，可能會影響境外新開發項目現場考察或參與投標、談判和境外已建設項目人員返場等方面，從而影響企業海外投資活動。

(五) 法律風險

本次疫情帶來的法律風險，主要包括履約風險和法律法規變動風險。

履約風險。由于各國針對中國籍人員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和升級進出口檢驗檢疫管理，導致部分海外投資項目人員、設備物資無法順利通關入境，或者部分境外工程承包項目業主可能拒絕承包商與中國分包商和供應商簽署分包、設備供貨合同，最終導致我方無法按合同規定按時完成。履約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取決于各國法律對不可抗力的解釋，以及本次疫情的持續時間。

法律法規變動風險。海外投資項目所在國出于對疫情的擔憂，并且隨著疫情在所在國的發展變化，可能會頒布臨時性的法律、法令、條例或采取相關的行政措施，尤其是對于本身法律體系不完備的項目所在國，中資企業應警惕疫情導致的法律法規變動風險。

新冠病毒疫情對海外投資活動影響分析

 2019年對外投資形勢嚴峻，新冠病毒疫情更使大多正在籌備期的投資項目暫緩，人員受限、由國內進口設備和物資需進行檢疫等導致處于建設期的項目進度放緩。另外，從中期看，疫情會導致海外投資項目面臨來自政治、經濟、勞務和社區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 短期影響

1. 籌備期項目

對于尚在籌備期的投資項目，新冠病毒疫情最大的影響是限制了相關人員的出境。在于由于辦理赴外簽證受阻或者入境限制等原因，無論是項目的考察、現場的盡職調查，乃至更進一步的談判磋商、合同簽署，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阻礙籌備期項目正常推進。另外，國內企業人員受隔離影響，出于安全考慮，大多選擇暫緩人員出境，使籌備期項目進度大幅推遲。本次疫情對此類項目影響較大。

2. 建設期項目

對于處在建設期的項目，一部分影響來源于人員流動受限，一部分影響來源于設備和貨物的進口限制。

部分項目管理層人員由于春節假期回國，疫情發生后，短期內無法回到現場指導項目建設，即使回到項目所在國，也要根據當地政策進行隔離觀察，可能延緩項目建設。另外，如果項目雇傭中方勞務人員參與建設，疫情會對項目影響較大，項目有較高的拖期風險。

部分項目建設設備、物資需要從國內進口，受疫情影響，國內供應商復工時間延后、國外入境檢疫，都會影響項目建設進度。如果疫情嚴重，東道國可能出臺政策，限制中國籍員工入境或者禁止進口相關設備材料，項目面臨在當地尋找替代雇員或被迫更換供應商的風險，導致項目建設成本上升。

3. 經營期項目

已經處于經營期的項目，疫情主要影響中方高級管理人員出入境，導致管理層不能及時返回項目地，參與現場經營管理。一般經營期項目較為成熟，管理層也可遠程參與項目經營，總體上，新冠病毒疫情對經營期的海外投資項目影響較小。

(二) 中期影響

1. 籌備期項目

從中期來看，若疫情在2020年一季度內得到控制，籌備期項目會陸續啟動，在二三季度對外投資項目會有較大幅度增長。但是，受一季度疫情的影響，部分中國企業可能錯失一些投資機會，2020年全年總體對外新增投資項目會因此減少。

2. 建設期項目

由于人員返工，建設設備、物資逐漸恢復供應，預計下半年建設期項目逐步恢復正常建設水平，但總體工期會受疫情影響，導致很可能不能如期完工，由此可能帶來部分合同糾紛，或者項目不能按計劃投產，項目不能實現預期盈利。

3. 經營期項目

處于經營期的項目，如不涉及雇傭大量國內勞務人員，生產資料不依賴國內進口，新冠病毒疫情在中期對其影響較小。但不能排除疫情在短期內不能得到控制，東道國政府迫于社會輿論壓力，以疫情為由，對其進行隱性征收的行為對項目造成不良影響。

海外投資企業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措施建議

 當前，隨著疫情防控進入關鍵階段，外經企業也均從自身的條件出發積極應對，全球各國總體上暫未發布對中國貿易進出口采取強制、激烈的措施，相關措施還主要集中在人員出入境和檢疫方面。總體上看，此次疫情對企業的影響是短期的，但海外投資企業不可掉以輕心，應當采取措施以保障其自身利益。以下從信息收集、風險評估和應對措施方面提出相關建議，供企業參考。

(一) 及時獲得全面信息

風險防控最重要的是及時獲得相關信息，對于海外投資企業來說，海外各國尤其是東道國應對疫情的政策、管控信息尤其重要。

疫情爆發以來，政府部門、商協會、律所等部門和機構，圍繞外經貿企業的相關業務，相繼發布各國針對疫情的各項政策、海關檢疫、簽證、航空等管制信息，更有研究機構提出了可能出現的拖期、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引發的索賠策略。

中國信保各駐外代表處和工作組，圍繞外經貿企業海外業務可能面臨的問題發布的相關信息和建議尤其具有指導意義，企業應該第一時間向所在地營業機構索取。

當然，企業自己的駐外機構也會及時反饋相應的信息，企業應綜合各類信息，及時研判風險，并做好后續工作預案。

(二) 客觀合理評估風險

面對突如其來了疫情，許多企業措不及防。此類公共衛生事件，也是風險管控的一部分，也滿足風險識別、評估和管控的基本流程。前述分析已經明確判斷此次疫情的嚴重性，但對于海外投資業務來說，我們需要客觀合理的評價疫情對海外投資業務的影響。

一是此次疫情的影響是短期的。2002-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過后，2005年新的《國際衛生條例》頒布，提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概念。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了五次“PHEIC”。參照SARS疫情的周期，疫情從爆發、消退到恢復大概持續一年，而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在疫情爆發地。而國內和國際上通常是在疫情爆發期對于人員出境和入境限制較為嚴格，從現有的國際航班及部分國家的信息看，將持續到3月初，如果管控得力，3-4月進入消退和恢復期，預計在5-6月，將全面恢復開放。

二是對海外投資企業的影響有限。從已經發生的“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影響看，主要還是對疫情發生地的生產經營造成較大影響，對于海外市場，尤其是投資業務，從目前的情況情況看，影響有限。首先，對于投資完成且運營的項目，如電廠、電網、交通等基礎設施項目基本沒有影響，當然對于與國內人員、物流、商品等相關性比較高的領域，其影響應謹慎判斷;而對于已經投資，且正在開發的項目，受人員和國內物流等限制，可能會有一定推遲，估計會有一定的影響;而對于投資前期的項目，可能會有一定的滯后。

(三) 積極有序開展工作

雖然總體上看，此次疫情對海外投資影響有限，但從控制風險的角度來看，還應做好以下幾點。

一是合理安排確保員工健康

疫情當前，確保員工健康是企業的首要工作。建議在海外有投資業務企業，適當延長國內員工返回東道國以及國外員工回國時間，即可以應對當前各國限制人員政策，也可以保護員工健康，更是避免由于發生感染，而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避免給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業務造成影響。具體來說，在出行前通過東道國移民局以及我國使領館、經商參處等機構了解東道國對人員入境的相關管制措施，必要時可與駐在國中資企業了解入境管制的實際執行情況，避免出現東道國實際管制執行措施比公布更嚴導致無法入境的情況。

二是切實履行通知義務

海外投資不同于出口貿易和承包工程，經營期限長，與東道國政府和社區有更多的交集，疫情發生后，企業應該在第一時間向東道國相關部門、合作伙伴、社區通報疫情情況，履行告知義務。告知內容應該包括疫情相關數據、國內抗擊疫情的情況、企業應對疫情的措施和潛在影響，這即是企業責任，也是確保信息公開透明，獲得政府和社區認可的有效措施。同時，建議企業與東道國衛生部門和移民管理部門溝通，為人員入境提供便利，對處于建設期的投資項目，能夠確保工程施工設備材料入境。

三是分類施策積極減損

基于誠實信用原則，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對于受影響的企業負有采取積極措施盡量減少或避免損失擴大的義務。建議海外投資企業排查因疫情可能導致的延期復工或自身違約等風險，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企業應及時與各方溝通，并向相關政府部門獲取不可抗力證明等材料，爭取相關方諒解并采取相應補救措施。